gcuh [33] (三)全能国家与有限职责——双方对政府职能的观念冲突 基层信访中法治话语分歧背后是对信访本身的不同认识。
语言不平等具体表现为：语言地位不平等导致出现政治、经济或社会地位高低、无法在公领域使用、语言认同度低、没有足够的教育资源培育新一代语言使用者，等等。二、汉语方言行政法保护的必要性 2013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里明确了方言保护的必要性，提出要探索方言使用和保护的科学途径。
【注释】 [1]刘爱英、王培英：《论语言民族性与社会性的关系》，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通知要求播音员主持人除节目特殊需要外，一律使用标准普通话。[19]参见王莉：《博物馆的社会使命与服务内涵》，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17期。[11] 第二，在行政管制强度上，推广普通话不具有强制性与命令性，而是一种指导性、鼓励性的规定。具体而言，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禁止过度：放松对方言的行政管制 我国《宪法》的推广普通话条款不应被误读为国家语言政策的唯一目标，其限度在于不能以牺牲个人语言权利为代价。
在平等权意义上，汉语方言相对于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普通话，居于少数语言和弱势语言的地位，应当受到法律的特别保障。首先，利用《非遗法》的行政调查制度掌握方言的濒危情况。根据这个逻辑，难道能说，中国的成功与中国宪法没有关系吗？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地总结一下我国宪法。
无论制宪还是修宪，中国都实行三道程序，一个是党内程序，一个是人大程序，一道是人民参与程序。军事权呢？也被当做行政权了。就此，法意读书采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陈端洪老师，为我们解读此次修宪。因此，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宪法问题。
一是相对于近代以来的国家命运而言的，中国没有垮掉，而是真正强大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宪定权不包括它。
我理解修宪如果涉及这一项内容，无非有两个用意。不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论证其必要性。制宪权是超越于法律的，因此，没有一种程序法可以约束制宪权。至于具体的理由，我们还是等正式的修宪建议公开后再说。
这次监察体制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关系到权力配置和公民的权利。二是对比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而言的，社会主义虽然在上世纪末遭遇了致命危机，但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如果修宪权没有限制，那就和制宪权混淆了。第二个是，这个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普遍奉行，只是方式有别、程度有异，一些国家没有合宪性审查的概念与专门机制。
因为这是真正的立法者的实践智慧，你我皆凡人，无非表达一点个人愿望罢了，或者说是注定要被代表的制宪力量的一个构成因子。为什么修宪要民主？因为主权或制宪权在于人民。
西方讲分权，我们反对三权分立，但不能回避权力的划分。新时代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强国。
新中国实行党的领导，党首先就要管好党，党如何知道各级组织和党员是否忠诚呢？很自然地发展出纪律检查制度。你把第四个原则叫专业性，这不妥。问：宪法的变化背后有力量的推动，制宪权是一种构型的能力，那么如何准确识别和把握这种力量，适时地作出政治决断？易言之，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进行修宪？ 答：关于修宪，关键要理解这种权力的本质。问：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宪法的修改通常是因为时势出现的重要变化。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将修宪正式提上日程。改革开放往往是党中央先出台新的政策，经过实验再启动修宪程序。
你问，如何准确识别和把握这种力量，适时地作出政治决断？ 我没有答案。逻辑比较复杂的回答需要一步一步往前推。
什么意思呢？中国有两个制宪权代表机构，一个是党中央，一个是全国人大。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但如果仅认识到此为止还是不够的。
其实，三权分立既是逻辑自洽的，也有其局限，自洽与局限都在于一点，那就是法治国思维，把国家简化为法律秩序，因此有立法、行政、司法。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向合宪性审查为主的模式呢？这与中国宪法的特点有关。
可是，这不符合西方国家的实际。其实，如果他摆脱自由主义宪法观的束缚，从权力划分的角度客观地来观察的话，应该承认，二十世纪最突出的宪法权力现象非社会主义宪法莫属。从实质上说，制宪权是一种构型的权力，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中国宪法学一个理论难题是如何论述权力的组织原则。
由于制宪权不（适合）轻易出场，为了解决宪法秩序的安定与变革的紧张关系，才把修宪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宪定权，（往往）赋予特殊的机构以特殊的程序来行使。宪法学是否将这种权力当做一种独立的宪法权力或权能，都不能否定它存在的客观必要性。
此次修宪的依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表述为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如何理解此处的新时代？ 答：宪法修改，都是因应新的形势而进行的积极变迁。这是成文宪法以后出现的，相对于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争论模式是一个发展。
问：监察体制改革对本次修宪内容可能产生的影响？ 答：你问监察体制改革对修宪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提得既很切合中国实情，也不准确。今天回过头来，我们也许能说出一点道道来，但若处在当下，几人能准确识别社会构型的力量？更不用说去把握这种力量了，那是英雄造时势的事。
在中国，主权有两个代表机制，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全国人大。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要有科学的历史观和革新意识。你把第二个原则叫程序合法性，严格地讲也不准确，应该叫合宪性。我曾经有个解释，把这个现象叫做中国修宪的两个阶段的时间差。
宪法变迁，究竟用什么模式？是修宪好还是合宪性审查好？或者说，穷尽合宪性审查，不得已再修宪是否应该是一个普遍的模式？我有两点看法，可能会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这是中国宪法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首先，我要交代一句，合宪性审查的功能不仅仅是宪法变迁。学宪法的人有一个基本信念：结构决定功能。
仅仅把修宪要坚持党的领导叫做政治性原则，把问题的实质模糊化了。这两个权力违背了行政即法律的执行的信条。
